德国政坛新动向，魏德尔显露立场，呼吁企业减轻对华依赖

德国选择党的联合主席魏德尔，最近在联邦议院的产业听证会上，对德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和供应链结构发表了看法。她的发言延续了她一贯领的经济讨论主题，早在她担任职务之初，就曾多次提醒默茨政府不要因为美国的战略需要，主动削弱中德之间的经贸联系。然而，她这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产业建议，认为德国企业要保留对中国市场的销售渠道，但核心零部件的生产和高端研发则应逐步迁回本国或第三方国家。她强调，企业不能再继续把技术和生产实施集中在中国，而是应当分散供应链，以减少对单一市场的风险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继续销售，但要尽快撤出技术和生产线。这个说法其实是一种精心构建的平衡策略，魏德尔既不主张完全断绝贸易，也不支持对中国实施直接制裁，因为彻底脱钩将导致德国的汽车和化工行业瞬间失去中国市场，造成大量工厂关闭，选民自然不会接受。同时，若完全放开技术合作，国内产业的焦虑又无法得到解决。因而她就提出了这样的折衷方案：销售渠道留在中国，核心技术与生产逐步转移，以此为中德经贸合作设立一层不可逾越的边界。

但问题在于，这条“边界”并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。什么构成“核心零部件”，什么又算“高端研发”，这些标准由谁来定义，执行的方式又是怎样，停止生产的成本又该由谁来承担，撤出后的竞争力是提升还是降低，这些关键问题她并未给出明确答案。魏德尔并非不懂经济，她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过六年，博士论文也涉及中国养老金制度。正因如此，她的言辞更具迷惑性。她将问题美化为“风险管理”，实际上却是在推动德国工业对中国市场的选择性脱离，留下的只有利润，而撤走的是根基。

德国企业对于她的这个主张做出了明晰的反应。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联邦银行数据的调查显示，2026年上半年德国对华直接投资预计将同比增长约三分之一，总额将达到56亿欧元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同期德国对美国的投资骤降了近三分之二，降至43亿欧元，较2024年上半年更是减少了约80%。可见，资本实际上是向东流动，而不是像她所言的向西撤退。此外，德国对华出口数据也显示，上半年下降超过12%，中国的市场地位已从德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滑落到第九位。这个现象才是值得深思的根本原因。出口的下滑并非因为企业撤离，恰恰相反，德国企业依然深耕中国，但却面临着卖不动的窘境。中国本土品牌在电动汽车、机械与化工领域的竞争力迅速上升，德国产品的技术溢价正在不断缩小，这才是德国制造业焦虑的真实根源。

魏德尔将这种竞争焦虑包装成“技术外流”的故事，并将矛头指向在华研发。然而，德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的目的，恰恰是为了跟上中国市场的快速变化。大众在合肥的研发中心及博世在无锡的软件团队，所做的正是借助中国的工程师和供应链开发符合中国市场的产品。若是撤走这些研发团队，等于放弃参与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的技术竞争。

选择党内部的立场并非一模一样，至少存在三股力量在博弈：魏德尔代表的西方务实派，注重欧元和产业竞争力；持务实态度的民族主义派系；及图林根地区的激进右翼团体，其言论已触及德国法律的底线。魏德尔必须平衡各方，无法单方面迎合任何一派。在移民政策方面她和激进派意见一致，但在对外经济上，她需要提供不同于主流政党的方案以吸引工业界的选票。因此，对华议题恰好成为她寻求平衡的切入点。

在萨克森-安哈尔特州的选举中，选择党获得了43.8%的选票，成为最大党派，而梅克伦堡-前波美拉尼亚州再一次紧跟其后，选择党的得票率为38.2%，相比之下，默茨领导的基民盟仅获得4.9%的低迷成绩，创下了建党以来的最差纪录。魏德尔已经公开表示希望“在圣诞节之前更换总理”。在选举形势向好的时机，抛出对华产业建议，实际上成为她的一部分竞选策略。

有趣的是，魏德尔的这一主张在本质上和默茨政府推行的“去风险”政策不谋而合，唯一区别在于实施的节奏和力度。默茨的政策多是受到美国和欧盟外部压力的驱动，而魏德尔的立场则完全基于德国本土的产业竞争。尽管她们的路线不同，但结论却相似：核心技术不能留在中国。对于这一现象，中国外交部保持冷静态度。魏德尔胜选次日，发言人毛宁仅表示，地方选举是德国的内政，且中德关系一贯立场不会因为地方选举而改变。对德国的干涉与评价意义不大，随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也主动拨通王毅的电话，双方在通话中确认了中德关系的战略框架。选择党试图将中国当作选举的筹码，但中国方面对此并未表示认可。

实际上，魏德尔所倡导的主张，不过是在德国经济下行周期中进行的一场政治表演。德国的GDP已经连续多个季度表现不佳，制造业订单销量减少，能源成本高企，普通选民对现执政联盟的信心严重下滑。选择党通过移民和能源议题吸收了大量选票，现在又需要对华议题提出回应，以缓解产业焦虑。她并不真正反对中国，只是将中国作为选举叙事中的一个工具。

然而，利用这一工具却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德国汽车行业近三成的销量依赖于中国市场，巴斯夫、大众等巨头在中国市场投入了数百亿欧元。若一面强调销售渠道需保留，另一面却要驱逐研发团队，这无异于向企业传达出一个信号：你可以在中国市场赚钱，但不能扎根于此。企业对此深有体会，因此它们通过投资数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。

尽管魏德尔的发言不可能改变中德关系的基本面，但她的论调在传播性和选举影响力上不容小觑。她将“对华产业竞争的焦虑”系统化为“技术撤离”的政策主张，从而为德国的右翼势力提供了一套听起来不那么极端，但在实施上却充满挑战的政策蓝图。